人物專訪 | 從劇場捕夢者到病床守護者：專訪監製 梁嘉慧BoB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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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訪者： 梁嘉慧(Bobo)
訪問： 吸點藝術
撰稿： 陳浚文
校對：梅雅涵
吸：請您介紹一下您目前的身份與工作內容。
Bobo：我叫梁嘉慧。我在澳門出生，在澳門長大，在澳門讀書，在澳門工作。目前，我是「自家劇場」的理事長兼行政總監，也是一位全職的劇場工作者。今年正好是我投身行業的第十年。
吸：那您在劇場工作當中，主要負責的崗位是哪些呢？
Bobo：在劇場的工作裡，我主要負責的是監製和劇團行政，同時我也會做表演者。 我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身分—，我是一位醫院小丑。另外，我亦有從事兒童戲劇的教育工作。
吸：可以簡單介紹一下監製的職責是什麼？會像電影一樣是負責出資的老闆嗎？
Bobo：在電影圈裡，監製的確通常是出資的人。但在戲劇圈中，監製的角色則是負責尋找資金的人。我自己會形容這個工作是「捕夢者」，捉住夢的人。演出在尚未成形之前，其實只是一些想法，與創作人的一些構思。而我們的工作，就是要把這些想法與主要創作人（如:導演）反覆討論，思考這個構思到底有沒有可能實現，應該如何「落地」。我經常會找創作人聊天，聽聽他們最近在想什麼，有那些想做的東西。然後我就會開始思考，這個東西是否有成真的可能，並陪伴創作人一起發一陣子的夢。
我經常都會形容這個過程就是一場夢。我們一起發展這個夢，發展到它看起來像是真的有機會成形。開始思考具體可以怎樣執行、團隊應該如何組成、資源大概有多少、有哪些可行的執行方法。然後，就會進入撰寫企劃書（proposal）的階段。這也是我們這份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像是「先替大家發這場夢」。而在撰寫企劃書時，我亦能把整件事在腦海裡完整思考一次。因此，我常常覺得，自己就是第一個真正發這個夢的人。
有些夢很幸運地，真的有機會實現。尤其現在我們很依賴各種資助（fundings），當我們成功申請到資助，這些夢想就真的可以成真了。也有一些夢，暫時仍需要等待機會。這時我就會先把它擱置，放在一旁，等到未來有適合的時機，再重新發展。這些都是監製在非常前期要處理的工作。
到了中期，也就是開始實際執行製作時，我們就會進行所謂的「埋班」，即是籌組整個劇組成員，包括設計師、後台人員、演員等等。這些人選應該要怎樣搭配？導演希望找什麼樣的人？他有什麼要求？而我們實際上又能找到哪一類的人？而通常這些想像與現實之間，往往存在落差。因為當中可能存在一些限制，比如預算。這些都需要與導演一起全盤討論，達成共識。我會形容這個階段就像「下棋」一樣。當我們下好每一步，安排好每一個人選之後，整件事情基本上就可以順利推進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們還需要密切掌握整體進度。
如果中間出現任何爭執或誤解，我們也需要適時出面協調，有時甚至要做一些心理輔導的工作。我經常都覺得，這是一個十分需要有人去承擔的工作，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有時可能會出現演員不明白導演為何要用某種方式進行一件事；又或者演員排戲非常疲累，但隔天早上又得繼續，認為工作安排不合理。這些種種的問題，就需要我們去處理與安撫。這也是監製非常重要的一項職責。
最後，還有一項我認為最困難、最掙扎的工作，就是討論預算。即使我已經擔任監製十年了，每一次講到預算，我仍然需要鼓起極大的勇氣。每次我都要鼓起很大的勇氣去和大家說，「這次的預算只有這麼多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」
吸：最初是如何開始接觸戲劇？後來又是怎樣下定決心，全職投入戲劇行業，並成為一位監製？
Bobo：在這個行業裡，很多人早在中學，甚至小學時期，已經開始接觸戲劇教育。我算是很遲的，我到了大學才真正接觸戲劇。
在大學期間，我常會聽到一些同學說曾參加樂團，或在中學時就找到自己的興趣，但我卻沒有。在大學二年級的暑假，我決定為自己找一件真正感興趣的事。我想起了中學曾就讀演藝戲劇課程的同學，並得知演藝學院正在招生。於是，我抱著一種「膽粗粗」的心態，填了報名表，並參加了面試。因為大學主修新聞學，覺得自己有很多話想說，所以選擇了編導班。不過，當我遞交報名表時，負責收報名表的姐姐看我毫無相關經驗，便建議同時報讀表演基礎課程。結果在面試時，我發現自己對戲劇真的一點也不瞭解。當時面試需要準備一段獨白，而在面試官問我這段獨白是在表達什麼時，我居然完全答不上來，因為那些內容其實只是在網上隨便亂找的東西。那時的我，完全沒有任何相關的經驗背景或知識，只是單純想為自己找到一項興趣。我被錄取進入表演班，自此開始學習表演、劇場知識、閱讀不同的劇本與大師作品。
大學畢業之後，我曾從事一份相對穩定的文職工作，薪資也不錯，但工作非常沉悶。那時我已經在演藝學院修讀了幾年課程，很喜歡劇場的工作氛圍，覺得大家不是為了錢而工作，經常熬夜排戲、研讀劇本，接觸不同崗位的人，大家的工作理念，與從小到大所接觸或想像的職場完全不同。我很喜歡這裡的人。這是一種我非常憧憬的工作氛圍，心中亦開始萌生想投入劇場工作的想法。雖然我學的是表演，但我很清楚自己並不是做表演的料子，便開始思考自己還能做些什麼，例如劇場設計？舞台設計？燈光設計？當然不行，我知道那些崗位需要專業訓練，而我已經大學畢業，再轉行讀設計，似乎不太現實。
後來得知，原來還有一個崗位叫「藝術行政」。當時我對這個崗位毫無概念，於是便問演藝學院一位在做監製和行政工作的前輩。我當時連問都不懂怎麼問，我說：「我好像聽過藝術行政，到底是做什麼的呢？我想試一下。」她便跟我說：「你先看看這幾本書吧。」於是我從閱讀開始，慢慢瞭解一個戲劇製作的運作流程，以及藝術行政的性質與工作內容。
自那以後，我開始為自己築夢，並向身邊的人表示我有意嘗試從事藝術行政的工作。直到有一次，一個展覽場地剛好缺人手負責行政工作，我便去擔任了項目統籌。工作了一兩年後，我的戲劇老師黃栢豪老師打電話給我。他說：「我們劇團現在聘請行政人員，你有興趣嗎？」我當時非常開心，雖然薪資比之前少了兩千元，但我也沒太介意，畢竟剛大學畢業不久。翌年，我便加入了小城實驗劇團，正式成為全職劇團行政。
當年的月薪，其實到十年後的今天仍依舊。這在我入行幾年後，便已意識到。劇團行政這一行十年來的薪資升幅幾乎為零，現在是約一萬二千六百元。在做了兩年劇團行政之後，我決定轉職成為自由工作者，開始自由接洽項目。我想試試自己到底可以賺到多少，或能否在這個圈子裡開拓更多可能性。當時收入的確增加不少，幾乎是原來的一倍。但隨著疫情的出現，收入也逐漸回落，即使疫情過後，每月平均收入大約為一萬七千元。
吸： 那麼您接自由工作（freelance）時，有沒有大致統計過，平均每年會參與多少個製作？從景氣較好的時期到疫情之後的變化又是如何呢？
Bobo：在工作量最繁忙的時期，特別是2017年我剛開始做自由工作者的時候，我參與的項目，無論規模大小，每年大概有十五至二十個左右。當然因為我同時身兼數職，既擔任監製（Producer），又從事教學工作，也會參與演出，各類型工作加起來，數量大概在十五到二十個。然而到了疫情期間，情況變得非常嚴峻。每年參與的項目差不多是之前的一半。演出機會更為稀少，以教學類工作居多。疫情之後，整體情況已有所改善，平均每年大約有十二至十三個項目。 若以這十年來的總體經驗來估算，無論是大型還是小型的項目，加總起來應該是超過一百個製作了。
吸：在您的演藝生涯中，如果要您選出三個具有歷史意義，或讓您難以忘懷的演出，您會選擇哪三個？
Bobo：我會先提及小城實驗劇團《時先生與他的情人》。這個作品讓我有機會走訪許多不同的地方，我們曾到過台灣、日本，後來也去了加拿大。
整個作品從一個試驗開始。劇本是原創，整個創作團隊皆為澳門人。當時的導演，也就是劇團的藝術總監譚智泉，希望能夠將這個作品推廣出去。他想看看除在華語地區進行演出，是否還存在其他的可能性。因此我便隨團到不同地方演出。那段時光非常快樂，無憂無慮，不需要顧慮預算工作。我仍清楚記得，當時十分幸福感，能夠隨團到不同地方演出，就像在旅行一樣。但與旅行不同的是，這次經歷有著更深層次的探索。我非常喜愛《時先生與他的情人》，不僅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我十分欣賞的作品，也因為那段創作與巡演的時光對我來說意義非凡。
第二個是「搏劇場節」（BOK Festival），我們稱之為「跨界」的表演藝術節，它原本叫做「劇場搏劇場」，是一個實驗性豐富的表演藝術節，包含主要的舞台演出，也設有許多延伸的活動。 在2015 年第一次的BOK Festival，我們創造了一個名為「慕拉士一條街」的企劃。當時的慕拉士街上有幾個劇場空間，包括自家劇場、戲劇農莊、曉角實驗室。我們將這三個劇場串聯起來，每晚都有不同的演出在這些空間上演，形成了「慕拉士一條街」這個企劃。這個藝術節的策展是非常具有意義。當時我們的行政總監鄺華歡Eric是一位極具經驗的製作人，擁有國際視野，經常接觸過來自世界各地的演出與創作者。我從Eric、阿泉身上學習很多策展的理念。比如，我怎樣可以不單只是做一個製作，而是有自己的理念加在一起；如何除了演出之外，還可以結合一些地理的因素或一些當下潮流的藝術概念。
在「搏劇場」的眾多項目中，有一個特別令我難忘的企劃，名為「MO24」。顧名思義，就是以 24 小時為單位，連續進行一整天的活動。這個企劃由2019年開始，我們選擇在望德堂區進行的。當時的望德堂區仍保有許多我們稱作「次文化」的小店和各種藝術空間，例如「後牛房」，以及仍在望德堂的「婆仔屋」，也聚集了許多具有個性的店舖，整體文化氛圍非常好。旁邊就是主流商業區「波鞋街」（荷蘭園二馬路），僅一街之隔就已進入這個非主流文化的世界。這些小街道充滿生活力與社區感。我們當時就構思「在這樣的社區裡，24 小時內可以發生什麼事？可以有什麼藝文活動在這裡發生？」我們逐一拜訪每間小店，親自與店主洽談合作。我還記得那時阿泉在會議上提案：「我今年想辦一個 24 小時的活動。」當下我們的反應是非常震驚。因為在2017 年的「搏劇場」，我們已經在十個場地間之間奔波，累得幾近崩潰，這次竟要連續進行 24 小時。但很奇妙的是，每當阿泉提出越瘋狂的想法，我反而越有動力去實踐。這些挑戰讓我感到興奮，覺得：「哇，這真的很酷！沒有人做過！我們來試試吧！」於是，我們開始著手規劃。我當時常去一間在瘋堂區的小店購物，便從那裡開始與店主洽談，又與那邊的一間酒吧老闆洽談。一切由聊天開始，希望透過這個 24 小時的活動，把社區的小店串聯起來。我們又會聆聽店主們的想法，發掘有趣的創意。酒吧老闆說想辦「speed dating」，我們就找劇場人一起來策劃一場快速約會活動。另一位古著店老闆說他想辦他擅長的市集，又說想在街上打麻將。結果在第二年，我們真的實現了這個願望，在他的店內設計了一個麻將裝置，讓他能如願以償地在街上打麻，整件事非常有趣。「後牛房」當時有一些行為藝術的計劃，我們也聯手策劃了一場大灣區行為藝術交流。因為有些活動是在早上進行，我們也開始嘗試將藝術與生活相互結合，讓藝術真正融入日常、融入社區、融入生活作息。如何與不同的小店建立連結、共同創作，這些都是「MO24」給我在策展經驗上極為寶貴的學習與體會。
第三個項目是當代馬戲藝術節。2024年，我們非常幸運地在澳門藝穗節（Fringe Festival）中，能獲選並自行舉辦了一個全新的藝術節。每當我說起「當代馬戲」和「澳門」這兩個詞時，很多人都會露出驚訝的表情：「當代馬戲？澳門也有馬戲？」這個契機來自前一年我們舉辦的當代馬戲表演者培訓計劃。當時許多大型駐演馬戲節目都已經暫停，例如《水舞間》、《太陽劇團》，但我們知道當中有部分表演者仍然留在澳門。於是我們把握這個機會，向他們拜師學藝，也思考：「本地的表演者，是否也能夠從這些專業者身上學習？我們是否能夠打造屬於澳門本地的當代馬戲？」就這樣，我們又開始「做夢」，而且真的實踐了這個夢想。我們與一批表演者進行了培訓，並在這個基礎上，構思出一個當代馬戲藝術節，希望藉此機會接觸更多不同領域的人，並讓大眾知道「澳門是有本土馬戲的」。
這個藝術節是我離開「搏劇場」後，第一次獨立策劃的藝術節。因此有許多想法想要實現，不僅是演出節目的安排，更包括如何讓這個節目走入大眾視野，同時展現來自不同地區的馬戲劇場特色。我們選擇在爆竹廠片區舉辦當代馬戲藝術節。那裡的空間非常寬廣，還有許多走道。我們思考「這麼大的空間，怎能只有主舞台表演？其他區域不應該空著。」因此，我們決定打造一個「樂園」。大家在園區不僅能欣賞主舞台演出，還會在園區裡遇到不同的街頭藝人，包括表演魔術、小丑、臉部彩繪，甚至空中表演，給大家一種走進馬戲主題樂園的感覺。這個藝術節不僅要面向公眾，也要面向表演者與業界人士。因此，我們還策劃了一場雜技比賽，讓有才華的表演者能夠參與。同時，這項比賽也非常具有觀賞價值，達成了雙重成效。而我們知道澳門本地的參加人數有限，所以也邀請了來自不同地區的專業人士擔任評審，透過他們的關係網絡，招募其他地區人士參與比賽，成功吸引到來自台灣、香港的參加者。
我們認為公眾不能只觀看節目，必須建立參與感，於是我們又設計了一些互動體驗攤位，邀請了扯鈴協會以及Macau Gymnastics Club，現場帶領小朋友參與不同的活動，亦有一些攤位販售雜耍器具，整體氣氛非常熱鬧又歡樂。另外，為了建立樂園氣氛，我們亦需要打造一些現場裝飾，製作大型橫幅，而因為演出場地屬於開放空間，但部分節目需要購票觀賞。因此我們設計了一些很漂亮的橫幅圍著觀眾席，也設置兩個拍照打卡區。大家都非常開心，我也感到無比滿足。
然而，隨著活動結束，現實的壓力也隨之而來。我開始承受著這次活動的後果，活動最終超出預算，導致劇團陷入財務困境。以往的製作偶爾也會超支，但大多只是幾萬元，還能補得回來。但這次的超支金額遠遠超出過往，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。我後來跟自己開玩笑說：「從前聽人說，朋友刷卡欠債，是因為買名牌包包。我就當這次，我買了一個的名牌包包。用這筆錢辦了一個讓自己、讓大家都快樂的藝術節。」我把這次的開支當成一次奢侈的消費。這兩年，我們真的過得非常節省。為了償還債務，我們承接了各種表演機會，包括街頭演出、政府藝術活動等等。我幾乎在製作中不收酬勞，儘量節省成本，讓劇團能夠持續營運並抵償債務。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。
吸：籌備搏劇場壓力會很大嗎？
Bobo：籌備搏劇場的過程確實壓力非常大。每一年，藝術總監都會交付許多極具挑戰性的任務，而我們就需要設法將這些任務一一落實。每一年的工作量都非常龐大，壓力也隨之而來。尤其是一旦開展工作，就是持續兩週、三週，甚至一整個月。整段期間幾乎無法好好休息，經常通宵連續工作，身體健康也因此受到影響。
我們從事行政工作，經常長時間對著電腦。有一陣子，我的手經常麻痺。我當時沒有馬上去看醫生，而是詢問了我一位在劇場好友—夢劇社監製陳嘉宜。我問她：「嘉宜，我最近手好麻，很不舒服，怎麼辦？」她說：「哦，這很正常啊，我們打電腦打得多，手都會麻，我也是這樣。」原來行政工作也會對身體造成損耗。不僅是演員容易受傷，不同崗位也會有不同形式的身體勞損。而原來擔任行政的我們，身體耗損是這樣呈現出來的，頭髮變少、手麻痺等等。
吸：你還有一個比較穩定的項目「小紅點小丑友伴」，可否談談這個計劃是如何開始的？
Bobo：我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身分，就是「醫院小丑」。這個項目是我與另一位共同創辦人黃詠芝Nicole一起「發夢」發出來的。當時，Nicole剛從台灣完成應用戲劇課程回澳。我們都對社區藝術有一些的憧憬。我們覺得藝術可以融入不同的群體，便開始思考：「我們想接觸的是什麼樣的群體？」我們都非常喜愛小朋友，自然地把目標聚焦在兒童身上。但我們也意識到，兒童相關的藝術活動其實已經有很多人在做，例如教戲劇、教唱歌等等。
後來，我們參加了一場社區藝術交流會。在那裡，我們聽到不同的人在社區藝術方面的實踐經驗。當時有人分享在香港推動「藝術在醫院」的項目。我和 Nicole 立即靈光一閃，馬上聯想到醫院裡需要被關懷與陪伴的小朋友。於是我們開始進行資料搜集，慢慢發現原來有一種職業叫「醫院小丑」（Hospital Clown）。他們透過小丑的造型與表演，進入醫院與兒童互動，藉此舒緩小朋友在病房內的焦慮與不安。我們覺得這個概念實在太棒了，完全擊中我和 Nicole 想拯救世人的傻勁與熱情，決定在澳門推廣「醫院小丑」，以表演者身分回饋社會。於是，我們在 2019 年正式啟動了這個計劃，到現在已經持續了六年。
目前，我們每兩個星期會進行一次醫院探訪。每次探訪，我們都會穿上非常有趣又搞笑的服裝，帶著開朗的心情進入病房。不僅僅是與病童互動，我們也會接觸到醫院裡的護士、醫生、甚至是清潔人員。每一次，我們都用最真誠的方式，希望能為他們帶來一點點快樂，舒緩他們緊張的工作心情。這幾年之間，我們一直持續做著這件事。一開始進醫院前都會戰戰兢兢，不知道在病房裡面會發生什麼事。因為小朋友會很敏感。那種敏感來自於他們正在生病，情緒不穩，也可能來自父母的焦慮與擔心，而且病房空間是很私密的，很多事情都有不確定性，我們亦無法預設每一位小朋友都會喜歡我們的表演。我們必須非常真實的地面對每一個當下的狀況。這與劇場裡面乖乖坐著觀看演出的觀眾不一樣，在醫院裡面，觀眾絕對有權利拒絕與你接觸。有時候你還沒進門，就會聽到裡面傳來：「我不要，我不要」。
作為表演者，如何調整自己的心態，變得非常重要。這也是我們在這個工作中最深刻的體會，並需要學習的事。表演者不是聖人，需要面對反面評價，會遇到不被接受的情況。但正正是這些經驗，讓我們成長，讓我們重新思考「表演」這件事的本質。至今為止，我們對這項工作都感到非常滿足。原因無他，我們的理念非常純粹——就是希望能夠為別人帶來一點快樂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們也學習了不少新的知識與價值。例如，我們開始接觸到「兒童醫療友善」的理念（這是一種提倡兒童在醫療環境中也應該被尊重、被理解的觀念。），而我們的工作，正正就是這種理念的一環。
在從事「小紅點小丑友伴」的這幾年間，我接觸到很多關於醫療的事情，也因此對生命有了不同的體會。每一份工作都為我帶來新的學習與反思。在這個計劃中，我加強對自己的健康的覺察，也重新思考兒童的接受程度，甚至重新理解「表演者」的身份與責任。這些，都是「小紅點」這個計劃對我生命最深遠的影響。
吸：您對未來五年有什麼樣的發展目標？或者，您有什麼話想對五年後的自己說嗎？
Bobo：對於未來五年的目標，其實最核心的就是還清債務。我希望我們在2026年就能夠完成這個目標。因為這兩年我真的非常努力，所以我相信2026年年應該可以達到收支平衡的狀態。那時候，我就可以獲得自由，去進修，做我想做的事。我一直以來都渴望能夠在行業中，接觸更多不同的領域，希望自己能有一個向上的機會。我非常喜歡目前所參與的工作內容，無論是不同的表演形式，還是與不同表演者的合作，但我始終覺得自己還不夠。所以，我希望當我終於可以自由的那一刻到來時，能夠認真地投入進修。完成進修之後，想看看自己是否還能為這個行業帶來一些新的貢獻。
如果要對五年後的自己說些什麼，我會說：「希望依然能夠保持單純的心，去做那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。不要過度擔心那些困難，因為困難一定會存在，它們不會消失。希望五年後的自己，不再需要為經濟煩惱，不再虧錢。希望自己仍然能夠懷著單純的熱愛，去喜歡劇場、喜歡在劇場裡所發生的一切。因為在這裡所經歷的每一件事都非常珍貴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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